斯大林格勒被德军猛攻，斯大林急电毛主席：你们快调两个师来支援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如火如荼。德军的铁蹄踏破苏联的防线，一路长驱直入，直逼这座以苏联领袖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不仅是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更是苏联人民的精神堡垒。德军步步紧逼，斯大林焦急万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想到了远在东方的盟友——中国共产党。他急电毛主席，恳请调遣两个师来支援。这个请求，让毛主席陷入了沉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面对盟友的求援，毛主席该如何抉择？是义无反顾地支援苏联，还是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抗日战场？这个决定，不仅关乎中苏两国的命运，更将影响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毛主席最终会如何回应斯大林的请求？他的决定背后又有何深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庞大的邻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陷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对苏联的突袭，苏联顿时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在这场全球性的大战中，中苏两国虽然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苏联就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1938年，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承诺向中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这批援助包括飞机、坦克、大炮和各种轻武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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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的援助并非无条件的。斯大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牵制日本，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援助主要流向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获得的援助相对有限。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仍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作为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政党，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轴心国，两国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与中共代表会面，讨论如何协调行动，共同对抗日本。中共也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传递日军在中国的情报，为苏联的战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时会采取一些让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的行动。例如，为了避免刺激日本，苏联在一段时期内减少了对中国的公开支持。这种做法虽然在战略上可以理解，但无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1942年，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爆发，中苏关系再次面临考验。德军的猛烈进攻使苏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关键时刻，斯大林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远东的盟友。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采取行动，牵制日军，为苏联减轻压力。

这一请求将中苏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既是一次展现国际主义精神的机会，也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战略难题。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必须在有限的资源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做出一个既能顾全大局，又不失原则的决定。

1942年8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德军第六集团军在保卢斯将军的指挥下，向这座以苏联领袖名字命名的城市发起了猛烈进攻。德军的轰炸机和重炮日夜不停地轰击着城市，将这个曾经繁华的伏尔加河畔工业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苏联红军在最初的几周内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德军的铁蹄踏过了顿河，直逼伏尔加河西岸。斯大林格勒的命运岌岌可危，整个苏联的局势也变得异常严峻。如果这座城市陷落，不仅意味着苏联将失去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更可能导致整个南方战线的崩溃。

在这危急关头，斯大林不得不四处寻求援助。他首先向盟国英美提出了紧急援助的请求，要求盟军尽快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分散德军的兵力。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英美并未立即响应斯大林的呼吁。

无奈之下，斯大林将目光投向了远东的中国。虽然中国自身也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但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大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就可能迫使日本放弃对苏联的进攻计划，从而使苏联得以将更多兵力调往斯大林格勒战场。

1942年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灯火通明。斯大林召集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向中国共产党寻求援助。经过激烈的讨论，斯大林决定亲自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援。

这封电报措辞恳切，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当时的焦急心情。电报开头就直白地描述了斯大林格勒的危急局势，随后斯大林写道："亲爱的毛泽东同志，苏联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如果可能，请调遣两个师的兵力前来支援斯大林格勒。如果这不可能，也请你们在中国战场上加大对日军的打击力度，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这封电报通过秘密通讯渠道，很快就传到了延安的中共中央。当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时，不禁陷入了沉思。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理应在苏联危难之际伸出援手。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正处于艰难的处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敌后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但军事力量仍然有限。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采用游击战术，分散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很难在短时间内集结起两个师的兵力。更重要的是，如果贸然将主力部队调往苏联，不仅会削弱抗日力量，还可能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

面对斯大林的紧急求援，毛泽东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们围绕如何回应苏联的请求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主张应该尽最大努力支援苏联，认为这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机会。也有人持谨慎态度，认为应该优先考虑中国的抗日大局。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他起草了一封回电，婉拒了直接派兵支援的请求，但承诺会采取其他方式支持苏联的战争努力。毛泽东在电报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加大对日军的骚扰和牵制力度，迫使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

这封回电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智慧和外交技巧。他既表达了对苏联的支持和同情，又维护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这个决定也为后续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地位。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紧急求援电报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举行，参会者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与会者们围绕着如何回应斯大林的请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在支持苏联的同时，又不影响我们自身的抗日战争？"这个问题引发了与会者的深入思考。朱德从军事角度分析道："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采用游击战术，分散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要在短时间内集结两个师的兵力并派往苏联，在现实操作上存在极大困难。"

刘少奇则从政治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贸然调兵支援苏联，很可能会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必须慎重考虑这一决定对整个抗日战争局势的影响。"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毛泽东最终提出了一个既能表达对苏联支持，又不影响中国抗战大局的方案。他说："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对日军的打击力度来间接支援苏联。这样既能实现斯大林同志的要求，又不会影响我们自身的抗日战争。"

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封回电。在这封措辞巧妙的电报中，毛泽东首先表达了对苏联困境的深切同情和坚定支持。他写道："斯大林同志，我们深知斯大林格勒战役对苏联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全力支持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

接着，毛泽东婉拒了直接派兵支援的请求，但承诺会采取其他方式支持苏联的战争努力。他在电报中表示："考虑到目前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我们难以直接派遣两个师的兵力前往支援。但是，我们将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加大对日军的骚扰和牵制力度，迫使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

毛泽东还在电报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计划采取的具体行动。他提到："我们将在平汉铁路、津浦铁路等日军重要补给线上加强破坏活动，同时在华北平原地区加大对日军的袭扰力度。我们还将在东北地区加强对日军的情报收集工作，及时向苏联提供日军动向。这些行动将迫使日军不得不在中国战场投入更多兵力，从而减少他们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还在电报中提出了加强中苏情报合作的建议。他写道："我们愿意与苏联加强情报交流，共同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我们的情报网络可以为苏联提供宝贵的日军动向信息，帮助苏联更好地应对可能的日本威胁。"

这封回电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智慧和外交技巧。他既表达了对苏联的支持和同情，又维护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这个决定也为后续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地位。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一致赞同。周恩来评价道："主席的这个决定既体现了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又充分考虑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可谓高明之举。"

在确定了回复内容后，中共中央立即通过秘密通讯渠道将这封电报发往莫斯科。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部门，立即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加大对日军的打击力度。

这一决策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他们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眼光。通过这种巧妙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既支持了盟友苏联，又避免了可能引发的国内政治风险，同时还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进程。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里程碑。

毛泽东的回电发出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实施承诺的行动计划。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延安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以及陈毅、粟裕等新四军指挥官。

会议决定，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牵制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具体计划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加强对日军交通线的破坏。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集中力量对平汉铁路、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等日军重要补给线展开密集的破坏行动。这不仅能直接打击日军的补给能力，还能迫使日军调集大量兵力保护铁路，从而分散其战斗力。

其次，扩大根据地，发动群众战争。各抗日根据地将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不断扩大解放区的范围。这种战略不仅能消耗日军的兵力，还能为将来的反攻积蓄力量。

最后，针对日军的重要据点和城市发动突袭。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日军不得不将更多的兵力用于防守，减少其向其他地区调兵的可能性。

会议结束后，各路指挥官立即返回各自的战区，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在华北，八路军总部制定了"百团大战"的后续行动计划。彭德怀亲自指挥，组织了多支精锐部队，对日军在山西、河北等地的据点发动了一系列突袭。

1942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对日军控制的太行山东麓城镇发动了猛烈攻击。这次行动不仅摧毁了多个日军据点，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

同时，在华中地区，新四军也展开了积极行动。陈毅和粟裕指挥部队，在苏北平原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他们采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先攻击日军的小型据点，然后伏击前来增援的日军部队。这种战术不仅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还扩大了新四军在当地的影响力。

1942年11月，新四军在安徽和江苏交界处的茅山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役。这次战役持续了近一个月，新四军成功地粉碎了日军的"蚕食"计划，保住了茅山根据地，并在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日军。

除了直接的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对日军的情报收集工作。在东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密切监视日军的动向。这些情报不仅用于指导自身的军事行动，还定期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苏联，为苏联远东防务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些行动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日军为了应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频繁袭击，不得不加强了在中国战场的兵力部署。据统计，仅在1942年下半年，日军就从满洲国调集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到华北地区，用于加强铁路沿线的防御和对共产党根据地的"治安战"。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承诺，牵制了日军的力量，减轻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还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通过这些行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为后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同时，这些行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蒋介石对中共军队的活跃感到不安，担心共产党势力的迅速扩张会影响战后的政治格局。这种担忧也为后来的国共矛盾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系列实际行动，不仅履行了对苏联的承诺，还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利益，推进了自身的战略目标。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环境中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

毛泽东对斯大林请求的巧妙回应，以及中国共产党随后的实际行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事件成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战后乃至更长远的未来。

首先，这一决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心目中的地位。1943年初，当斯大林收到中共加大对日军打击力度的详细报告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公开表示："中国同志展现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力量。"

这种认可直接影响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一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尊重。同年6月，苏联开始向延安派遣更多的军事顾问和医疗队，为中共提供更多的实际支持。

其次，这一事件为战后中苏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1945年8月，当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时，他们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接触和合作。在长春会谈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要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地区。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战时中共对苏联的支持。

然而，这一决策也为未来中苏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埋下了伏笔。虽然中共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苏联的尊重，但同时也展现了其独立自主的一面。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42年对斯大林请求的回应。

这种独立性在战后逐渐显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中国在多方面学习苏联模式，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看法、对印度的政策等，中国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与苏联不同的立场。这种差异在1950年代后期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

另一方面，这一决策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展现的独立自主精神，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树立了榜样。例如，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在制定抗美政策时，就多次引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经验。

在国内政治层面，这一决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行动的政治力量，这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国内的威望。这种威望在后来的国共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中共能够以更强的地位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同时，这一决策也影响了中共的军事战略思想。通过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中共军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特别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战方式。

在外交层面，这一事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在面对强大盟友的请求时，也必须首先考虑本国的根本利益。这种思想在1954年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的来说，1942年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请求的回应，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苏关系和抗日战争局势，还对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内政外交、军事战略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决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为后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重要的种子。

发布于：天津市